瞭望｜白色与非白色对抗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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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4日，大量示威者在美国纽约举行主题为“停止仇恨犯罪、反对种族歧视、捍卫亚裔权益”的大型集会游行活动 王迎摄
◆ 白人身份政治的异军突起构成了右翼保守主义浪潮的重要部分，它既是困扰美国已久的种族问题的延续，也是自由派多元身份政治的副产品，更是对全球化时代经济与文化变迁的逆反
◆ 美国主义的信念以基督教、新教价值观为主体，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也奠定了白人民族主义的基因。这是一种垄断性、排他性的公民文化观
文 | 林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在美国，身份政治是一种以种族关系为底色的文化政治。在美国民众的观念中，美国这个国家是有颜色的，它从建国初期强势的白色，逐渐演进为20世纪多元主义的非白色。在21世纪的当下，由于左翼与右翼身份政治的操弄，美国正日渐走向白色与非白色的对抗撕裂。
美国身份政治的左翼是自由主义者的多元身份政治，它的右翼是保守主义者的白人身份政治。它们之间存在着两个都声称被边缘化的文化族群间的对抗政治，这使美国深深地陷入国家内部的“文明冲突”之中，即使是所谓自由民主的价值和制度也难以弥合多元族裔、多元身份群体之间严重的分裂。
美国身份政治的历史轨迹
美国短短二百多年的政治历程充斥着喧闹、纷乱甚至血腥的身份政治。
美国是一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所以身份政治的核心议题自然是族裔差异。建国之初，美国不得不面对族裔身份问题。清教徒身份的欧洲白人成为最早移居美洲大陆的族群，他们建立了盎格鲁-撒克逊的文化优势并以此确立了美国公民身份的标准和美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基督教文化与白人群体占绝对优势的历史环境下，陆续到来的其他族群和美洲大陆的原住民即印第安人被要求接受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基础的美国主义及其同化政策。
美国少数族裔对白人主流价值的反抗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十分零散无力。在强调公民身份认同的美国主义之下，人口构成的多族裔性和身份群体的多元文化需求被无视，族群间的不平等关系无法得到积极审视和有效修正。随着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身份平等问题正式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政治日程，成为左翼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诉求，也成为民主党对抗共和党的文化工具。
这一时期，美国自由派通过一系列规模空前的平权运动，为新社会运动注入了鲜明的身份政治元素。文化多元主义的差异政治开始超越美国主义的共识政治，使得政治活动日益倾向于争夺意识形态或文化的霸权。然而，当新社会运动将身份等文化元素带入政治的中心时，也把美国带入了多元身份政治的泥潭，大量文化性的身份认同问题不断政治化。
新社会运动的影响极其深远，它倡导的个性政治、生活政治使得尊重差异而不是寻求共识成为公共政治的重心和身份政治的诉求。但是，美国的自由主义者最终将身份政治带向了歧路，一场以平权为核心的进步主义运动越走越偏。随着各种少数派群体纷纷投身于争取“差异的权力”的身份政治，美国为建构统一的公民认同所做的种种努力被大大削弱了。自由派对个体差异的强调、对边缘群体的关怀照顾衍生了新的政治对立和文化冲突。
其中有三个问题最为严重：
其一，自由主义的平权政策导致了对白人主流群体的“反向歧视”。主流群体因此被激发出不满情绪，客观上加剧了种族关系的紧张。
其二，自由主义对个体性、差异性的强调使得身份政治失去公共关怀和对集体认同的追求。在民主党不断宣扬所谓政治正确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同时，共和党也无意将政治导向促进集体认同和普遍公民身份建构的方向，而是反向强调差异的存在，强调传统美国的主体性，尤其是在白人主体族群中强化种族性身份认同。
其三，自由主义者推出的同性婚姻、堕胎、移民等议题跨越了经济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加深了美国社会的横向分裂与对立，尤其是非主流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隔阂。
左翼身份政治在保护边缘、少数和弱势群体利益的同时，事实上忽略了对社会整体的关怀，也忽略了与主流群体的良性互动和共识建设，其结果是将反歧视反压迫之争逐渐异化成不同肤色之间、边缘群体与主流群体之间的文化内战。
美国政治的右翼化浪潮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这种日益狭窄的身份政治的反击。自由派的多元身份政治逆向激发了白人主流民众的身份意识和权利意识，使得白人身份政治有机会产生并发展成为一种极具破坏性、分裂性的新政治，其意识形态动力正是日益浮出水面的白人至上主义、白人民族主义。在现实中，这一新政治已经频频上演。2017年夏，美国右翼极端势力发动了夏洛茨维尔白人种族主义游行。2020年的弗洛伊德事件背后也暗藏着少数族群和主流族群之间的身份对抗，在这起事件中，自由派的口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与保守派的口号“众生平等”（All lives matter）之间实质上是两种针锋相对的身份主张。这些事件的接连发生为美国的种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经济焦虑抑或文化危机
白人身份政治以白人至上主义甚至白人民族主义为核心诉求，它的形成固然与白人群体的经济焦虑和相对剥夺感有关，但是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一群体对可能失去文化特权和身份优势的焦虑。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中下层白人男性群体是一个极具政治象征意义的群体。他们不仅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和白人身份政治的社会基础，并且早已在许多新闻纪实、学者调研的作品中留下了失落、焦虑、绝望和边缘化的群像。J.D.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里记录了他在白人底层社会的成长历程，表达了一个美国“乡下人”的愤怒与无奈；A.R.霍克希尔德在她的著作《故土上的陌生人》中描述了中南部白人群体如何失去了经济与文化的安全感，如何成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罗伯特·帕特南则在《我们的孩子》一书中聚焦21世纪的不平等和阶级隔离，他回到了以底层白人家庭为主体的家乡小镇，讲述了那里发生的美国梦衰落的故事。这类作品的集中出现折射出美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主流群体的失落和多元身份政治的负面影响。
为了解释白人主流群体为何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以及白人身份政治如何形成，西方学界根据资本要素和价值要素的不同影响，提出了经济焦虑理论和文化焦虑理论，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根据经济焦虑理论，经济因素最适合用来解释中下层白人群体对全球化的失望和对华盛顿政治精英的不满。这一理论相信经济因素是民粹主义复兴的根本原因，因为经济状况窘迫、生活质量低劣的现实会使人们更容易接受政治人物的民粹主义煽动，而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经济焦虑确实在白人主流群体中普遍存在。和其他族裔一样，中下层白人民众也对财富分配不均强烈不满，也支持占领华尔街运动，对华尔街的经济精英深恶痛绝。但是在美国，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贫困与经济不平等现象在黑人群体中更为严重，黑人群体的经济处境更为恶劣，所以经济焦虑对白人社群转向保守化的解释力并不是十分有力。
文化焦虑理论试图超越物质主义，挖掘观念和意识层面的影响因素。美国学者戴安娜·C.穆茨进行了一项详尽的研究，对经济焦虑理论提出了质疑。她基于2012年和2016年对大约1200名选民进行的相同问题的调查，指出2016年白人选民选择了特朗普，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担心他们的文化特权正在失去。这里的威胁不是指特朗普支持者面临的经济福祉的威胁，而是指该群体在国家政治中的既有社会地位面临威胁。
根据文化焦虑理论，单纯的经济因素或物质基础只能解释表面的阶级性差异，无法将处于相同经济境遇中的少数族裔与白人族裔区分开来。白人主流选民支持特朗普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经济焦虑，而是一种对于白人文化特权、主流地位受到威胁的焦虑，是一种深刻的、以身份和地位为主题的文化危机感。在这种文化危机的驱策下，特朗普的支持者通常持明确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越来越公开强调文化族群性和男性中心主义，反对女权主义、生态主义和同性恋运动等左派激进社会运动。
白人主流群体并非美国底层社会的低收入群体，经济地位不是最差的，通常没有绝对贫困之忧，但是他们却是“相对剥夺感”最强烈的群体。这种被剥夺的感受不同于贫困阶层在经济上被剥夺的失落，它的最独特之处在于，它其实是一种强烈的文化失落，即对以往主流社会身份（包括收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留恋与缅怀。因此，白人社群的身份意识和文化诉求更具本质性，他们对偏向少数群体的平权政策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政治正确心有不满，但在特朗普出现之前并无宣泄机会。一种要求“恢复既有的支配地位、优势地位”的白人身份意识，其实在美国社会潜藏已久。
白人群体是当前美国社会的主导力量、主体族群。如何解读他们的文化焦虑，又如何解释这种焦虑与白人身份政治的关系？这需要从美国的国家内外两个层面来解析。
从国家外部来看，白人身份政治是全球化正面刺激的结果，因为全球化带来了移民潮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层的文化焦虑。在传统认知中，美国是一个由移民构成的国家，自立国之初就不断接受各族裔的移民；同时又是一个白人主导地位几乎不可动摇的国家。然而，这种传统认知受到了全球化时代移民潮的严重冲击，移民（包括非法移民，以非白人族裔为主）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的结果，是美国白人群体主导地位的松动。美国人口结构的变迁必然引发政治体系的重构和政治关系的复杂化，作为美国文明核心的新教价值观也在不断被削弱。
从国家内部来看，白人身份政治是多元身份政治逆向刺激的结果，文化多元主义对少数群体的偏爱诱发了白人群体的“受害者”感觉。美国的身份政治在自由派和民主党的主导下，发展成为以文化多元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多元身份政治，自由平等的差异政治、少数派群体的身份权利成为政治正确的重要内容，自由派在教育、就业和社会福利方面对黑人族群或其他身份群体提供特别照顾，设计出一套以配额制或定额制为形式的平权政策，又称正向差别对待政策或“肯定性行动”。这类彰显差异而不是消弭差异的政策在白人普通民众中产生了强烈的不平感和压迫感。尤其是在全球化带来的移民人口不断增加和白人就业机会急剧减少的双重刺激下，他们产生了一种“被背叛”的怨恨情绪，认为白人是美国现代政治中的主导成员，但白人利益却鲜少得到保障。
右翼保守派充分利用了白人群体的“被背叛”感受，不再通过坚持择优原则来反对平权运动，而是不断重申和张扬白人民族主义的各种主张。为了激发白人蓝领阶级的共鸣，特朗普猛烈抨击民主党等自由派片面维护少数族裔权益，呼吁主流社群站出来“拯救白人美国”，重建“白人家园”。在美国，民主、自由、平等、多元被视为立国的根本和政治正确的原则，国家领导人公然宣扬排他性的狭隘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这是极具颠覆性、攻击性的现象，但是这种政治异象在白人身份政治与右翼民粹主义共同烘托的社会氛围中却产生了巨大的动员效应。无论是竞选过程中还是当选之后，特朗普很少通过主流媒体发表政治见解，他模仿了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民意煽动者，用群众集会和网络广场（如推特）与支持者直接对话，直接诉诸民众支持。
为了争取白人主流群体的支持和调动他们的情感，特朗普提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等抽象、宏大的口号并赋予其种族性和白人化色彩，这类口号在白人蓝领那里被直接理解为“让美国再次白起来”，他们相信“再次白起来”的美国能够化解他们的文化危机，重新夺回他们的文化特权和身份优势。
保守主义者的回应
在美国，白人身份政治的异军突起构成了右翼保守主义浪潮的重要部分，它既是困扰美国已久的种族问题的延续，也是自由派多元身份政治的副产品，更是对全球化时代经济与文化变迁的逆反。
白人身份政治的大旗最初是由美国极右翼运动祭出的，其重要人物理查德·斯宾塞以白人认同主义者自居，认为种族是身份的基础，呼吁建立一个种族国家，为那些有欧洲血统的人提供生存和延续的安全空间，以此解救白人的生存危机。这类种族主义言论在所谓自由民主成为主流价值的美国出现，甚是惊世骇俗。但是，从美国漫长的种族主义黑暗历史和种族关系的冲突现状来看，却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
极端右翼的种族主义只是当前美国白人身份政治的一个侧面，但它在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倾向令人警惕，它主张的是白人民族主义，而不仅仅是白人至上主义。乔治·霍利在其著作《理解另类右翼》中认为，白人至上主义是指在一个多种族共存的社会里白人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白人民族主义则主张将不同的种族完全隔离，分而治之。美国极端右翼持强烈排他的白人民族主义立场，主张建立由纯种白人组成的单一种族社会，这无异于白人种族主义。
白人身份政治从整体来说是一种白人的、本土的文化保守主义，它以一种激烈甚至暴力的方式表达了白人社会中的普遍忧虑，即经济全球化和多元文化正在侵蚀美国传统和白人文化，白人群体的传统支配权和优势地位正在失去。这种文化保守主义弥散着一种无法言说的落寞气息。
美国在1965年通过了一部新的《移民与国籍法》，取消了1920年以来的移民配额制，大量吸收高素质的新移民。此后，外来移民在美国人口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美国人口中有13.9%是在外国出生的，而在1965年时，这一比重仅为4.8%。另外，趋势预测表明，到2065年，这一数字将达到17.7%。2016年6月，《华尔街日报》援引最新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称，按人口年龄来看，5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3/4为白人，18~34岁的美国人中白人仅占56%，在未成年人中已经低于50%。
此类令白人主流群体倍感焦虑的数据还包括，根据趋势预测，到2060年时，非白人的人口增长主要来自拉丁裔，其比重将从2015年的17.4%上升到28.6%，非洲裔和亚裔美国人也将继续增长，而白人群体（非拉丁裔）的比重将从2014年的73%下降到40%。届时，美国将成为没有主导群体的、碎片化的移民国家。
白人有可能不再是美国这个国家的“主体民族”，这种前景对于美国中西部和南部的白人选民来说无比可怕和难以接受。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里指出，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基本元素是英语、基督教、英式法治理念、责任理念、个人权利理念，以及包含个人主义的新教价值观。美国主义的信念以基督教、新教价值观为主体，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也奠定了白人民族主义的基因。这是一种垄断性、排他性的公民文化观，既有种族的色彩又有宗教的色彩，对于移民群体来说并不友好。
历史地看，美国可谓独一无二的右派国家，保守主义不仅从一开始就塑造了美国，并且在新自由主义最为盛行的三十多年中，继续成为美国社会隐秘而中坚的意识形态力量。有学者分析指出，当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下层白人被右翼民粹主义政客动员起来时，他们可能“不再把种族主义视为道德的败坏，并且有意愿与明确的白人身份政治进行捆绑”。这是一种右翼民粹主义与白人身份政治汇合的危险趋势，其危险后果清晰可见，对美国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极具破坏性，可能从根本上瓦解国家认同建设。
在美国，在某种意义上说身份即最大的政治。时至今日，由于自由主义阵营和保守主义阵营都将身份政治视为争夺政治权力和文化主导权的工具，身份政治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危险的解体性因素。两种身份政治的同时存在和相互对抗，不仅使美国处于高度分裂的政治局面，面临自由民主的重重危机，更引发了国家内部的文化与文明冲突。LW
刊于《瞭望》2021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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